1996年—1998年，我一边攻读MBA，一边为回国工作做准备。当时，限于工作和生活等方面的条件，的确很少有人愿意辞职举家回中国。毕竟我在美国已经有很好的工作。身边的朋友大都不理解，这个人怎么干得好好的怎么偏要回国去，而且不是“外派”。所谓的“外派”，通常意味着只有3年左右的短时间回国工作，之后，外派方还要安排今后的工作。

   记者：那么，除了如你所说的“缘分”之外，是不是还有一种什么样的“助推”动力？

   陈玉东：从当时的心态来讲，回来最主要的原因是觉得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大势看，至少在未来十年还是有机会的。在美国不是说不好，那里的生活确实非常好，但是最大的问题是太平淡。很多回来的人就希望在国内的经济大潮当中能够有些动感和作为，你说能做多大贡献或者能挣多少钱，倒不见得，就是希望能够经历中国高速发展的时期。

   记者：你说，在美国“最大的问题是太平淡”？

   陈玉东：是的，在美国的确是平平淡淡：做个工程师，或者做到主管，你就能看到自己退休是个什么样了。连续工作十年、二十年，拿十万、二十万美元的年薪，房子、车都有，也是中产阶级。

   我们这些海归也经历了从一开始像被很多人不理解，到现在大家都比较平和地以各种方式回来，并希望能在国内作出一番成绩。

   开诚布公与“知道‘妥协’”

   记者：博世公司在全球500强企业当中也是排名靠前的跨国公司，在汽车领域更有不可替代的地位。作为一个本土化的中国人能够出任博世（中国）总裁，您对此如何理解？

   陈玉东：博世公司强调两点，第一，所有的东西必须本土化，必须从人力资源、组织能力、产业价值链等实现国产化，这样才能立足于本土、服务于本土；第二，并不希望丢掉母公司所有好的基因，比如德国人对技术的重视，对质量的重视和对社会的责任。

   博世（中国）的第一任总裁是一位德国人，从第二任总裁开始，就比较看重中国自主品牌企业。当时跟随一些德国整车企业做“原供”，像大众、奥迪等，生意也很好。但如果丢掉自主品牌这一块，确实很可惜。大约是从2004年开始，博世在发展自主品牌上处于后来居上的位置，逐步推进服务于国际品牌和国内品牌并重的策略。中国企业需要什么东西，我们就提供，而不是好的技术不能提供。像汽油机比较先进的直喷技术，国内企业一旦需要，马上就实现国产化。

   大部分外资企业，主要担心总部和当地企业的交流脱节。希望通过CEO派驻，能够比较顺畅地完成总部与分公司的沟通。特别是美国企业，主帅都是美国人，其中有一定道理。其实，这本不是问题，更不应该是一种障碍。2007年2月，我刚一加入博世，就直接到德国工作和学习，直到2008年5月回来。15个月的时间在德国，在各个部门认识总部的人，了解各方面的情况。